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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财政悬崖的崖底在哪里?

2012年12月,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因联邦政府债务上限问题争论不休时,舆论场谈论最多的是美国“财政悬崖”。而现在,“财政悬崖”这一话题似乎来到了中国。究其原因是,这几年,各级政府债务增加之快,令人心惊,政府举债金额屡破历史纪录。

 

一份来自清华大学的学术报告《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称,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目前累计为19.41万亿元左右,创历史新高。截至2012年底,银行信贷仍是地方政府债务最大的构成部分,对各种融资成本的保守估算,每年需要的利息开支接近1万亿元。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再次对中国潜在的债务风险表示关注,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占到GDP的50%,2012年这个比例仅为10%左右,1年之内增长了40个百分点。

 

被称为“末日博士”的努里尔·鲁比尼2月3日在英国《卫报》发表题为《新兴市场从云端跌回地面》的文章指出,2013年春天冲击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风暴已经卷土重来。这一次,引发金融动荡的是一系列事件:阿根廷的货币危机,中国经济数据疲软,土耳其、乌克兰和泰国出现持续不断的政治不稳定及骚乱。

 

他写道,中国已面临由信贷推动的投资热潮所产生的额外风险,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公司的过度举债严重削弱了银行的资产组合。去年新兴市场金融风暴的深层原因并未彻底消失,而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对亚洲新兴经济体、世界各地的大宗商品出口国,甚至发达经济体来说构成了严重威胁。

 

也许官方或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赞同鲁比尼的观点,认为他在唱空中国经济。但是,“中国经济数据疲软”和政府债务创新高却是客观事实。

 

关键在于,中央政府无法控制自身所有财政问题,因为其中许多问题源自地方政府。尽管《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发债,许多地方政府还是大肆举债,以提供基本的福利和基础设施,或刺激地方经济。

 

在2009年-2010年的财政刺激和信贷扩张期间,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其中大部分是通过表外融资平台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土地出让金、税收收入以及上级政府拨款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许多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金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然而,随着对房地产业遏制政策的出台,许多地方政府未能实现财政收入增长。同2011年29.1%的增速相比,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在2012年仅增长了16.2%。为了平衡收支,许多地方政府愈加依赖自身融资平台。融资平台的财务风险增大、违约率攀升,因而不得不提高融资利率。

 

有人形容,下一步,由于经济增长放缓,政府财政收入可能持续下行,就象一个足球从一个山坡顶上向下滚,山坡坑坑凹凹,时而向下滚得快些,时而向下滚得慢一些,有时还会弹起来,但最终趋势是向下的。要想改变这种向下的这种状态,有两种办法,一是有人捡起往上走,一种是落到山坡底,等人发现后捡起往上走。目前看来,第一种情形已不复存在,只有第二种情形了。

 

这正是分析人士所称的中国式“财政悬崖”的缘由。然而,中国式“财政悬崖”的崖底在哪呢?没有人知道。但有一点却是无法回避的。2013年及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都陷入保7.5%的低成长状态中。2013年GDP达到7.6%,预计2014年的GDP只有7.5%,或者更低。由于经济增长迟缓,让地方税收增加相当有限。

 

其实,中国式财政悬崖比想象的更严重。在资产-负债不匹配扩张局面下,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率持续仍将持续上升,即杠杆越拉越长。由于政府债务不断累积,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达1万亿元左右,加上债务还本,每年还本付息约1.5万亿元,换算政府财政有15%以上支出是用于还债。

 

这等于说政府已经陷入“以债养债”困境。而且因为债务余额的不断增加,凸显地方政府的不负责任,导致这一代人过度支出,却让下一代人承担严重后果。如果政府决策层对此事不加以重视,情况会越来越糟。况且,债留子孙将严重打击跨世代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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