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因联邦政府债务上限问题争论不休时，舆论场谈论最多的是美国“财政悬崖”。而现在，“财政悬崖”这一话题似乎来到了中国。究其原因是，这几年，各级政府债务增加之快，令人心惊，政府举债金额屡破历史纪录。

一份来自清华大学的学术报告《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称，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目前累计为19.41万亿元左右，创历史新高。截至2012年底，银行信贷仍是地方政府债务最大的构成部分，对各种融资成本的保守估算，每年需要的利息开支接近1万亿元。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再次对中国潜在的债务风险表示关注，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占到GDP的50％，2012年这个比例仅为10％左右，1年之内增长了40个百分点。

被称为“末日博士”的努里尔·鲁比尼2月3日在英国《卫报》发表题为《新兴市场从云端跌回地面》的文章指出，2013年春天冲击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风暴已经卷土重来。这一次，引发金融动荡的是一系列事件：阿根廷的货币危机，中国经济数据疲软，土耳其、乌克兰和泰国出现持续不断的政治不稳定及骚乱。

他写道，中国已面临由信贷推动的投资热潮所产生的额外风险，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公司的过度举债严重削弱了银行的资产组合。去年新兴市场金融风暴的深层原因并未彻底消失，而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对亚洲新兴经济体、世界各地的大宗商品出口国，甚至发达经济体来说构成了严重威胁。

也许官方或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赞同鲁比尼的观点，认为他在唱空中国经济。但是，“中国经济数据疲软”和政府债务创新高却是客观事实。

关键在于，中央政府无法控制自身所有财政问题，因为其中许多问题源自地方政府。尽管《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发债，许多地方政府还是大肆举债，以提供基本的福利和基础设施，或刺激地方经济。

在2009年－2010年的财政刺激和信贷扩张期间，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其中大部分是通过表外融资平台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土地出让金、税收收入以及上级政府拨款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许多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金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然而，随着对房地产业遏制政策的出台，许多地方政府未能实现财政收入增长。同2011年29.1％的增速相比，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在2012年仅增长了16.2％。为了平衡收支，许多地方政府愈加依赖自身融资平台。融资平台的财务风险增大、违约率攀升，因而不得不提高融资利率。

有人形容，下一步，由于经济增长放缓，政府财政收入可能持续下行，就象一个足球从一个山坡顶上向下滚，山坡坑坑凹凹，时而向下滚得快些，时而向下滚得慢一些，有时还会弹起来，但最终趋势是向下的。要想改变这种向下的这种状态，有两种办法，一是有人捡起往上走，一种是落到山坡底，等人发现后捡起往上走。目前看来，第一种情形已不复存在，只有第二种情形了。

这正是分析人士所称的中国式“财政悬崖”的缘由。然而，中国式“财政悬崖”的崖底在哪呢？没有人知道。但有一点却是无法回避的。2013年及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都陷入保7.5%的低成长状态中。2013年GDP达到7.6%，预计2014年的GDP只有7.5%，或者更低。由于经济增长迟缓，让地方税收增加相当有限。

其实，中国式财政悬崖比想象的更严重。在资产-负债不匹配扩张局面下，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率持续仍将持续上升，即杠杆越拉越长。由于政府债务不断累积，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达1万亿元左右，加上债务还本，每年还本付息约1.5万亿元，换算政府财政有15%以上支出是用于还债。

这等于说政府已经陷入“以债养债”困境。而且因为债务余额的不断增加，凸显地方政府的不负责任，导致这一代人过度支出，却让下一代人承担严重后果。如果政府决策层对此事不加以重视，情况会越来越糟。况且，债留子孙将严重打击跨世代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