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家队伍中的旗帜性人物，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既是35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同时又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他认为，下一步，政府首先应该给民营企业家一个明确的政治身份，承认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第二就是私有财产的保护。近年来资金外流、企业家移民比较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大家看不清楚，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

虽然柳传志没有在政府官场上担任一官一职，但凭借他的社会声望，仍是一言九鼎。特别是他“应给民营企业家一个明确的政治身份”这番话，正好说出了一些民企老板的心声。对于这一话题，民企老板们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湖南太子奶集团创始人李纯途认为，中央党校应开办民营企业干部培训班，让已占半壁河山的优秀民企老板走进政治舞台，允许有政治身份，允许参与经济决策。他甚至还建议，从国务院开始设一个由民营企业家担任的专职副总理，部、省、市、县各留一个副职，让民营企业家协助管理党和国家经济大事。

李纯途的想法比柳传志前卫、激进多了，但他的想法也许过于天真。他如此或明或暗的一种指向，却不幸犯了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错误：误把柳传志寻求政治身份呈现当成谋求政治权利，以为有了政治身份就有了政治地位。

客观地说，在国内企业长期排序中，中央企业、国有企业是长子，集体企业是老二，民营企业是老三。依据这一排序，民企老板的政治空间和展现形态，是十分有限的，因而不是你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的。

2012年的全国“两会”，似乎是财富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最受瞩目的一次会议。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两会”之前的2012年2月底，胡润富豪榜公布了最新报告。该报告显示，国内70位最富裕的人大代表的资产总和达到898亿美元（约合5486.78亿元人民币）。而当时美国政治的三权（国会、行政和法院）的所有高级官员的资产总和，不过75亿美元（约合458.25亿元人民币）。

此事引起轰动，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尽管民企老板创造的财富举世瞩目，为社会的贡献也有目共睹，但财富并不等于权利，不能因为你成为亿万富豪，就可以谋取官职。新希望集团老板刘永好早在1998年就成为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到目前为止，却没有民企老板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更不要说提拔成为省一级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不过，有人也许会拿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2003年担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副省级领导）说事。当时，尹明善以重庆市商会主席的名义担任政协领导，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首位进入省级政协领导班子的民营企业家。但他担任这一职务的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客观地说，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不是政坛或舆论场的主角。他们影响政治一般都会选择自己社会里的传统途径，而避免在政治领域崭露头角。因此，民企老板不宜与政治走得过近，更不能在政府大中谋求职位。因为民企老板的本职是经营企业。当然，老板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难免与政治发生关系，你不找政治，政治可能找上你。

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老板曾成杰就是一个例证。当初，地方政府要发展本地经济，鼓励企业家融资，进行城市建设或房地产开发，曾成杰积极地为当地政府分忧解难。只是，政策变了。曾成杰曾经是当地政府的座上宾，忽然成了非法集资罪的犯罪嫌疑人。这中间的逆转是如何发生的，值得深思。

除了曾成杰，我们还可以列出牟其中、黄光裕、徐明等一批想寻求政治身份而身陷囹圄民企老板。他们本来很有才华，也有很高的经商智慧，在市场上也能用“兵”自如，但正是没有处理好从商与寻求政治身份关系，他们最终失败了。民企老板在寻求政治身份中，被迫或者半推半就地卷入变幻莫测的政治波涛之中，可能被推上浪尖，但也可能被吞噬，充满风险。

当然，有的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仍希望成为“红顶商人”——既是企业老板，又在人大、政协或者在政府中某取职位。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官不能经商，商不能做官。民企老板们在政治面前比较软弱，民企老板有提意见的权利，听不听，要由政府官员做决定。更重要的是，民企老板对获得政治身份的期望值不能太高，期望值太高，往往起到相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