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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怎成了贪官倒下的“陪葬品”?

“我们要与权力严格的切开。”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怒波日前在2013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上谈到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时开宗明义,“现在倒一个大贪官就倒一批企业家,但是这个时代一定要过去,我们现在发展了三十年,如果还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企业家不要也罢,这个社会精神不要也罢。”

这让我们想起今年6月下旬,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在一次讨论沙龙上发表言论称“企业家须‘在商言商’”引起企业家王瑛退岛的风波,也掀起了社会范围内企业界关于企业家与政府关系的讨论。柳传志认为,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

不管是黄怒波,还是柳传志,虽然他们的想法是好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难以做到的。企业家想与政府权利分开,只是一个愿望罢了。想想看,在中国有哪一家企业或者企业家能够做到“在商言商”?如果企业家不贿赂政府官员,不融入游戏规则,企业许多事情没法做成。

十八大以来,已经曝光公开报道的六七件省部级案件中,被查处的贪官们都与一般都与企业家有利益往来。例如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郭永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王素毅等。

201212月以来,李春城、郭永祥被中纪委查处后,四川省政坛和商界持续发生“地震”。三大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老总以及5个民营企业老板接受调查。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汉等先后被抓,而最新爆出的就是四川明星电缆董事长李广元正在接受调查。

在这些被查处的贪腐案中,在大贪官们倒下的背后,往往牵出一群女人,这让我们只看到他们生活腐化的一面。再往深处看,我们会发现他们倒下后,往往有一批企业家“陪葬”。正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薄熙来一案中,牵扯到大连实德集团前总裁徐明、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肖林就是例证。

徐明在商场打拚了十多年,不曾想到会有今天的结局。大连实德集团在壮大过程中,与官场有染已是公开的秘密。当然,这只不过是近年来企业家纷纷出事的一个缩影——知名民营企业家屡涉经济大案。

2003年上海首富、农凯集团董事长周正毅被捕,到2010年中国首富、国美电器主席黄光裕锒铛入狱,众多知名企业家“落马”背后的政府官员的阴影挥之不去。黄光裕在身陷囫囵之前所遭遇的两次重大的危机,都是由某些官员腐败行径暴露所引发。

2006年,黄光裕陷入13亿违规贷款的危机,起因便是因为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原行长牛忠光案发;而之后黄光裕被调查,甚至被判刑,也是因为商务部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等案发,黄光裕涉及到国美整体上市时有行贿行为。

自古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生态中,商人或企业家的地位很低。在政府官员的权力面前,企业家只有丧失“在商言商”的独立人格。这等同于官场上薄熙来给王立军的那记耳光,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观念下,一些政府高官飞扬跋扈,企业家要求他们办事,忍气吞声均丧失独立人格尊严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进一步推论,在经济转型期,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够清晰,政府官员直接掌握和控制着土地、矿产资源、税收优惠、行业准入等一系列重要经济资源与制度资源,导致企业家经营活动对官员权力的依赖。

这正是在一些领域容易产生政府官员犯罪和企业家犯罪伴生现象的重要原因。这种伴生表现为政府高官的职务犯罪背后往往存在企业家犯罪的推波助澜,或者企业家犯罪后面潜藏着政府高官职务犯罪的支撑。而,一旦依附的政府官员倒台,企业家们也跟着倒台,最终成为大贪官们的“殉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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