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到北京旅游者中，入境过夜游人数与2012年相比下降超过14%，空气污染是旅游人数减少的罪魁祸首。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鲁勇称，“频繁的雾霾天气”是旅游人数下降的原因之一。虽然北京在今年1月份出台新政，允许45个国家的旅客在京停留72小时过境免签，但游客人数仍然下滑。

8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报常住北京记者黄安伟《生活在一个有毒的国家》的报道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增长带来的巨大代价正越来越明显。在发展迅猛的城市和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居民对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和吃的食物是否安全提出质疑，感觉好像他们生活在类似于切尔诺贝利或福岛核灾难区这样的地方。

中国被戴上“有毒国家”的帽子让国人并不好受，但是，国内环境质量越来越差却是不争的事实。当许多城市引人注目的成绩是以牺牲人们的健康为代价时，这种成绩的代价有些过于昂贵了。城市发展中固然需要提升城市人民生活中的物质消费质量，提升城市的地位，如果连城市里人们呼吸的空气质量和日常生活健康都无法保证，那么，城市的美好未来就是一句空话。

一个突出例证是，中国人癌症发病率正在迅速上升，许多人的寿命在缩短。今年5月，根据美国一份著名科学期刊发布的研究显示，近几十年来，中国南方人平均寿命比北方人多出了至少5岁，因为北方广泛的煤炭污染对健康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个结果为评估中国环境恶化的巨大代价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中国北方，污染主要因为煤炭发电释放大量致命污染物。

虽然官方对这一结论予以否定，但也没有拿出什么刚性材料或数据加以推翻。其实，科学家的调研结果并非空穴来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十几甚至二十多年前，政府在大肆宣传环境保护的同时，也高声齐呼“经济与环境一起抓，绝不步发达国家先发展生治污的老路……”。然而到如今，让我们回头来看，北京等城市的经济的确有了翻天覆地的发展，但是，恶性的污染事件却也发生了不少，这里边尤其以空气污染最为敏感。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排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都市，而且也比不上一些经济发展程度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然而，一些政府部门和专家，习惯将空气污染与各地特殊的气象和地理条件相挂钩（一些城市喜欢把空气污染归咎于当地风力太小）。

很难想象，北京等北方城市的人们要带着各种防尘口罩出行，治理污染不能靠卖空气净化装置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一方面，许多城市要走都市化的发展之路，摩天楼鳞次栉比，车辆穿梭如流水；但另一方面许多人又生活在车流、高楼的挤压中，不得不忍受由高度工业化、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因为空气污染与人们相伴而行。

北京、天津等城市“频繁的雾霾天气”，让人不禁联想起整整半个世纪之前的“伦敦大雾事件”，那是人类历史上由大气污染造成的特大公害事件之一，“工业革命”的故乡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代价之后是清醒：1956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治理大气法律——《净化空气条例》；2012年的一项调查甚至显示，伦敦的空气质量已达到一个世纪来的最好水平。

中国过去缺乏根治空气污染问题的勇气，人们曾抱着“熬一熬就过去了”的态度。在国内一些城市的雾霾天气里，公众见识得最多的是“严重超标”、“中度重污染”等界定，但这些判断究竟对人体健康意味着什么，也许还是个待解的“达芬奇密码”。

中国这次被戴上“有毒国家”帽子，引起世界舆论一片嘲笑声，这很伤中国人的面子。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因为我们可以把此事作为一种鞭策，像英国人那样，从顶层设计和立法开始，用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治理环境和空气污染。我们有理由相信，英国人能办成的事，中国人也能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