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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誉下调信用评级戳痛中国的软肋

自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以来,时不时有国家(包括美国)被评级机构下调国家信用评级。但是,一向处在全球经济增长前沿的中国,4月5日,也被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下调了部分主权信用评级。惠誉将中国的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调降至A+,称由于“影子银行”活动升温导致的信贷迅速膨胀引发金融风险。

其实,银行信贷、地方债务和新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是惠誉对中国下调信用评级的诱因。2010年6月,惠誉曾下调中国银行业风险评价至“最易受到系统性风险”的D/3类。2011年4月,惠誉又将中国长期本币债信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惠誉负面评级展望反映了对中国债务规模和高速增长的银行贷款,特别是房地产贷款激增的担忧,这些信贷严重缺乏信息公开透明度。当时,惠誉驻伦敦的分析师理查德·福克斯预言,由于创纪录的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飙升,2013年年中以前中国爆发银行业危机的几率高达60%。

虽然这位分析师的预言没有被言中,但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债务、预期的银行坏债在迅速增长。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从1.5万亿元暴增至当下的10万亿元左右。金融危机以来,国内银行业的快速信贷扩张之势史无前例。仿佛只是一夜之间,银行业就一跃而至地方融资平台违约风险的前崖。

为应对金融危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狂欢,迅速演变成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些投资最终会演变成多少不良资产?这当中,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向了房地产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4万亿中央政府投资计划,而如今当年的这些信贷大跃进过后的遗症正在逐步浮出水面。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为中国经济转型可能面临的波动以及不断积聚的地方债务风险,各级政府负债在2012年再度增长。今年3月“两会”期间,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在参加小组讨论时透露,中国各级政府的负债在15万亿到18万亿左右。

至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如此之快,主要是地方政府负担着教育、医疗等福利的60%。中央政府如果不分摊这一负担,地方政府债务有可能增长得更快。为此,国务院同意今年由财政部代理发行3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这一数量为2009年地方债发行以来最高。

美国芝加哥大卫哈勒全球经济研究所会长大卫·哈勒认为,金融危机并不仅仅代表房地产泡沫崩溃,中国企业或地方政府背负的债务过多,也有可能动摇整个金融系统。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到了不能忽视的水平,达到了1.12亿美元(约合6.977万亿人民币)。有人警告称不久后将达到3.2亿美元(约合19.936万亿人民币)。

由于中国经济对房地产和其他投资的依赖,信贷出现大幅增长,而这些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在下降。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增长的下降可能意味着不良贷款的增加,尤其是那些押注过去的增速会持续的投资。国内金融体系可能变得极为脆弱,尤其是快速扩张的“影子银行”领域。

当然,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今天债务有多高,而是政府和开支大幅上升,酝酿了潜在的债务和未来的债务。收入大,支出更大,而债务问题解决方案是降低政府开支。

当前公众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忧,与政府官员对处理经济事件时的无所适从并行发展。在不引起投资崩塌和金融动荡的情况下实现增速放缓,比任何一般均衡模型所显示的都要棘手得多。

事实上,这次惠誉下调中国信用评级幅度并不大,只降了一个等级,但仍戳痛着中国经济的软肋。关键是,一个靠房地产业,而不是靠实体经济来支撑的国家,是不会得到持久发展动力的,任何有理性的评级机构都不会看好。

此次惠誉降低中国信用评级,也许会加剧人们对经济前景的焦虑。尽管大多数公众几乎不会解释信用评级下调意味着什么,但惠誉下调中国信用评级告诉我们,面对形势的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转型,不应在扭曲的发展轨道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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