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林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1月15日到澳大利亚参加澳美部长级年度会议发表演讲时宣称，澳大利亚无须在“牢固的美澳关系”和“新兴的澳中关系”上“选边站”。有分析认为，希拉里此番言论既是对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11月14日一次讲话的回应，也是对澳大利亚政府的敲打。

基廷在此次讲话中指责澳大利亚政府以牺牲重要的亚洲邻国中澳关系为代价，死抱着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不放，从而损害了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他表示，前总理霍华德、陆克文和现任总理吉拉德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削弱了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与中国至关重要的关系。

近几年来，中澳政治关系持续紧张，然而双方贸易、投资却十分红火。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矿产和能源出口逐步增长，现已占该国对华出口总额的75%，农产品出口占7%。2011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该国服务业的最大出口市场。到2011年，对中国服务出口为该国挣得57亿澳元。

中澳之间这种关系明显带有“政冷经热”的意味。由于澳大利亚国民和媒体对政府“政经交易”有很深的警惕性，为了“避嫌”，避免给企业经营带来麻烦，其业界不愿过多参与政府政治、外交。结果导致澳大利亚业界与政府没有展开足够交流，使政府对中国因素的战略重要性表现得无动于衷。

当然，中国与澳大利亚这种日益凸显“政冷经热”现象，同中国与一些邻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中印关系为例。中印之间目前仍存在明显的“不对称认知”。为改善双边关系，近几年来，中国给予印度以平起平坐的地位，或者“金砖四国”的聚会，或者让其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些活动。然而，这一切都还不足以平抚印度对中国的不安。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中国威胁”阴影便尾大不掉，故一则期待改变现状。

这是两国“政冷”的明显特征。反之，“经热”则是中印共同利益使然。2000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仅为29亿美元，而2010年有望突破600亿美元，足足翻了19倍，预计到2015年，双方贸易额将达到1000亿美元。去年，中国领导人访印期间，与印方签署了16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比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印签署的100亿美元还要多62.5%。

这表明，在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中，中国对他们的需求更多的是经济和发展利益，其资源或能源安全有赖于这些国家的帮助，而这些国家对中国的需求，更多的是政治与安全利益。但再好的双边关系有时也会因为利益、领土等问题出现裂隙。

目前中国是日本第一对外贸易出口国，但在政治上，两国一直都是很冷淡的，尤其是野田政府将钓鱼岛争端扩大化后，中日关系迅速下降，不仅双边政府高层互动几乎中断，而且经贸往来也进入低潮，今年三季度双边的贸易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4.5%。中日双方已由“政冷经热”转向“政冷经冷”的局面。

除了中国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出现“政冷经热”的现象外，其它国家与中国的“政冷经热”，很大程度上都是美国引发或挑起的，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推行“重返亚洲”政策后，许多东亚国家与主动与美国靠拢。

一个突出的事实是，中国崛起加剧了东盟国家的担忧，后者寄望于将美国拉入地区事务以平衡中国，这恰恰中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下怀”，于是就有了希拉里在东盟诸多场合对于介入地区事务的种种高调表态。由于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存在南海领土主权之争，两国已把美国作为应对中国的“靠山”。

缅甸曾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的“铁杆兄弟”，缅甸还被称为中国“全天候朋友”。然而，在美国的拉拢下，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缅甸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照单全收，生意也可以照样做，但政治距离却越来越远。美国总统奥巴马从11月18日起的亚洲三国之行中，就包括缅甸，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

今后我们会更多地看到，中国与邻国“政冷经热”将愈演愈烈，并将成为常态化，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改变。实际上，认清和接受这种客观现实，对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波动起伏有一个心理准备，不幻想靠单方面让步换取“政热”局面，这将有利于更加冷静、理智地对待和处理双边或多边之间的政治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