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上海、广东、浙江先后发行总值超过200亿元的地方债。三地均声称，由于土地财政收入减少，通过发行地方债筹集资金将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等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有专家认为，此举具有拓宽地方建设资金来源，解决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控制地价达到间接控制房价等诸多利好。

不过，三地试点自行发行地方债更多的只是试水意义——探索拓展地方政府融资渠道。从规模看，三地自行发债超过200亿元不算多，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例如浙江省这次发行的地方债为67亿元，而今年前10月，该省卖地收入高达2040亿元，此次发行的地方债仅占土地收入的3.28%。因此，地方发债对于保障房、基础设施建设等“花钱大户”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虽然数字是枯燥的，但却很能说明问题。以执行“限购令”的浙江台州市为例。今年该市10月份就有8宗土地流拍，而5宗成交土地总收入0.55亿元，仅占9月份卖地收入的34.4%。2010年，台州财政总收入310.62亿元，其中卖地收入250.46亿元，占80%。今年前三季度，台州全市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仅比去年同期增长4.2%，增速比上半年回落5.5%。

像台州这样的城市，在各地大量存在。由于地方政府融资手段单一加重了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这也是地方政府积极发展房地产的一个动力。而且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大部分是以土地抵押贷款，很多还款主要依靠土地出让收入。如果楼市持续低迷，地方的土地出让收益继续缩水，会使土地抵押贷款的债务出现恶化。

由于土地出让收益减少，导致地方财政吃紧，进而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运转。因此，关于地方政府楼市调控执行力度放松的传言此起彼伏。从10月份起，已见诸报端的“撞红灯”事件就有好几件。不少地方政府因土地收入减少，迫使他们停止或变相停止执行中央政府的住房“限购令”。

10月11日，东莞市发出“放松限购”的通知，不过在公布这一通知后不足12个小时，便收回停止执行；10月24日，南京对住房公积金提高贷款额度，由20万/人、40万/户上调为30万/人、60万/户，同时一并恢复公积金二次贷款政策；11月11日，成都市变相松动“限购令”，主城区购房在全款付清的情况下可购房由2套升为4套，一周后，该市宣布取消这一政策。

西方经济学有一种说法，被政府操控的市场是最有价值的市场，因为政府深陷其中。房地产是捆绑经济并不奇怪，不是中国的房地产是捆绑经济，是全球的所有的先进经济体的房地产都是捆绑经济，房地产一定要捆绑经济。从前两年美国发生的房贷危机来看，房地产影响的几乎是全局的，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

可以想象，如果楼市崩盘，不仅金融系统将随之崩溃，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也将受到沉重打击。佛山、南京和成都等城市之所以做出冒犯国务院住房限购政策之举，虽然最终被迫停下来，但显示出地方政府对“限购令”已扛不住了。因为房地产对这些城市太重要了，在其城市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已超过四分之一，增收额占比也接近二分之一。

过去，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是靠土地财政来获得，现在住房不好卖了，土地也不那么好卖了，但地方政府还要运行，显然，今后只能靠举债过日子。但是，不少地方政府原先所借的大量债务现在逐渐到了偿还的期限，加上今年中央政府对楼市实行“限购令”，使地方的土地财政来源枯竭，部分地方政府面临破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必须要给地方政府开一个口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发行地方债。

然而，有人却异想天开地认为，地方政府发债可以替代土地财政。从已试点的三地的情况看，发行的地方债只占这些地方土地财政的3至4%。况且，地方政府要指望中央政府全面开闸地方债发行，在短期内是难以做到的。反之，如果房地产调控将继续，而又不给地方政府开一个口子，实际上是将地方财政卡死，政府方面找不到其他经济来源，地方经济就会萎缩，接下来就可能造成中国经济的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