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人口最为稠密的杰斐逊县政府11月9日经过投票表决，宣布破产。该县的破产规模达到41亿美元，创下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方政府破产案。杰斐逊县破产案远远超过1994年轰动一时的加州奥兰治县17亿美元债务破产案的最高纪录。持续的经济不振已经使美国地方财政遭到重创，当前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债务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已有多地面临市政破产窘境。

也许有人会说，换了是在中国，像美国杰斐逊县这样破产的地方政府十有八九不会出现。因为一直以来，所谓地方政府“破产”的案例在中国闻所未闻。尽管国内有的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或资不抵债，但谁都不肯面对地方政府“破产”这一现实。地方官员或专家们想当然的认为，地方政府不会破产也不允许其破产。

正是如此，借款的地方政府官员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举债和使用上都更为大胆、随意，不计后果。而且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不管是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时，还是现在，都是站立在一个不分黑猫和白猫的基础上，市政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本来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由财政支出来融资，却“被市场”了，要靠银行贷款来支撑。

据国家审计署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全国地方政府有10.7万亿元人民币的负债，其中大部分是银行贷款。虽然这一数字仍可能是低估，但这相当于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债务都产生于政府决策层2008年为反击全球衰退影响，而下令进行的两年大规模刺激性投资期间。

那么，地方政府对这些贷款怎么偿还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出售土地——现在地方政府四分之一的债务要靠卖地收入来偿还。以2010年为例，当年地方政府应偿还的债务高达2.5万亿元。但令人担忧的是，在当前宏观政策调控中，国内房地产业已受到严重影响，其房价开始大幅下降。一旦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房价和土地价格大幅度下跌，地方政府从银行的贷款已无法偿还，其债务很可能成为银行的呆账、坏账。

由于卖地收入下降，地方政府本身就存在资金紧缺的问题。政府搞项目开发，拖欠施工企业的钱；施工企业就拖欠“包工头”的钱、“包工头”则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农民工有的上吊、有的跳楼。其中还真有一位重庆农妇曾幸运地于遇到在地方调研的中央领导人，反映自己丈夫的工资被拖欠，顺利拿到了工钱。而更多的农民工则没有那么幸运，有的走上了暴力讨债的路子。

前不久，国务院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曾指出，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已经超越金融风险，成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的首要敌人。几年来，各级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缓解这一风险，应该说有所进步。但是，当经济形势出现了新的情况，能否保住这种缓解的势头？地方政府面临的考验，恐怕不容小觑。

当然，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地方政府一般不会出现如美国杰斐逊县那样典型的破产形式，但财政危机同样会对地方的各项事务造成严重的威胁。如果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可能就已经自行申请或者被法院宣布破产了。然而，大多数地方政府寅吃卯粮，却依然活的好好的。事实上，没有明确的破产安排并不见得是好事，这往往会使得财政危机不能得到充分的揭示，结果就是危机久久不能结束。

考虑到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架构，中央财政最终会背上地方政府承担的债务。但不知道这些债务当中有多少会沦为呆账、坏账，也不清楚具体有多少会被中央财政承担。多数贷款都是投资于交通、市政和其他回报不确明的基础设施领域的高投入项目。而这些贷款当中最高20%到30%的比例出问题的风险较大，特别是中小城市融资平台所借的贷款。

为了给地方政府敲响警钟，中央政府是否可以作一些尝试，例如允许个别已资不抵债的地方政府也像美国的地方政府那样“果真”破产，或允许地方人大能够真正发挥监督地方政府的功能，对于那些盲目举债，已无法正常运作的地方政府宣布它“破产”。通过采取这些措施，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节省开支，不得不放弃那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只有这样，那些频临破产的地方政府才真正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