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温州市越来越多的企业主“跑路”已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当中，也有不少温州中小企业主为民间借贷的资金链危机而忧心忡忡。企业主普遍感到，中小企业在金融机构贷款难，“逼迫”企业不得不选择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而温州庞大的民间借贷市场如今已经牵连了当地的家家户户。

《温州商报》日前援引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最合算投资方式”问卷调查，今年二季度，选择“民间借贷”的储户占到24.5%，首次超过“房地产投资”跃居首位，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目前估计规模约1100亿元，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

89%的温州家庭参与了民间借贷，这恐怕在国内外城市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也许有人会说，温州人太有钱了，多得都不知道怎么花，才拿去放高利贷。当然，温州人的这种行为遭到各界的口诛笔伐。一位财经评论人士写道，若刹不住温州民间借贷的风潮，大规模的资金链断裂与坏账可能成为首个攻破中国金融安全堡垒的地方。

不过，这种观点似乎有些言过其实。由于投资机会太少，温州人放贷赚钱并没有错。与其他地方相比，温州的民间借贷的确显得有些独特。众所周知，资本都是逐利的，温州人不拿去放高利贷，难道要让他们把钱放在银行等着CPI吃掉吗？

其实，像温州等地的民间借贷本应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一个平台，但因为在“体制外”生存，使得民间借贷一直裹足不前，最终又影响到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一个成熟的社会，一个有效的政府，不应该让任何一项重大的合理需求长期游离在体制之外，政府应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2009年2月，央行提出制定《放贷人条例》，并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放贷人条例》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将使民间借贷问题有望得到重大突破，企业和个人都可能成为“只贷不存”的放贷人。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负责人表示：“放贷人条例一旦推出，会完善多层次信贷市场，有助于只贷不存的专业贷款机构的发展，这些机构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然而，两年过去了，此事没有了下文。

辩证地看，温州民间借贷出现的情况，既有过去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但也有2008年4万亿救市政策对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影响问题。今年政府决策层为抗击通胀，要求央行冻结了金融机构20多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过去两三年中，政府新开工计划投资规模已累计高达经济总量的1.2倍，注定会加剧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争夺资源的程度，这些都导致今年民间拆借规模和状况达到空前规模。

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去年央行银根收紧之后，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间金融利率。有数据显示，2008年温州民间借贷向公众吸储的平均月息为8厘，2009年涨到1.5分，2010年上涨至3分（年息36%），逐年翻番。浙江民间资本的利息率平均水平实际为借款月息3%（年息36%），贷出月息10%（年息120%）。

这几年，由于温州人到全国各地去投资，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甚至出台相关政策限制他们的投资行为，导致温州人大量资金没有了投资方向。当年温州炒房团的始作俑者、温州超然不动产董事长吴昊称，房子不让炒了；炒煤矿被国企收编了，山西煤改让温州民间资本在煤矿上损失了900多个亿。

正因为如此，温州人的资金的流向自然随之发生改变，出现了以前炒房，后来炒矿、炒煤，现在则是“炒钱”的局面。事实上，成熟的市场存在着合理的投机成分，民间借贷不等于违法乱纪，投资也不等于投机。虽然高利贷具有非理性，会受到一个人的责怪，但温州人通过放贷赚钱无可厚非，到目前为止，法律并没有限制民间借贷。

更重要的是，国内的民间借贷之所以阻挡不住，是因为中小企业有需求，而金融机构又不能满足。可以说，民间借贷天生就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它的这种草根作用，谁也无法否认。中小企业的持续发展，显然不能只依靠几个官办的金融机构来支撑，它需要更多、更广泛的“草根金融”——且叫“私人银行”来为它们提供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