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林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近年来，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中国抱怨的对象。当然，公众对国企的不满有其深刻的原因，因为国企的行为在很多方面，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国企很难使人相信还是国有的，国家管理国企的“代理人”对国企具有无限的权力，且在各个方面已成为腐败、任人唯亲、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等等的象征。

许多专家原来的设想是，政府让国企在一些关乎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实行垄断，并发挥作用。但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政策的导向下，国有企业大扩张，演绎了一场又一场“国进民退”的大戏，其触角伸展到非垄断领域，拚命挤压民营企业的空间，只要哪里赚钱，哪里就有国企。当然，国企怎么赚钱固然重要，但对于公众来说，国企如何花钱同样重要。

从目前来看，国企的公益性质在加速减少——即便还保留了一些，也是行政强力压制下的产物——而市场竞争主体的身份在加强，公众一再听到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位列世界五百强，与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大企业并列的喜讯，也一再尝到经济被垄断企业绑架后，消费品涨价没商量的苦涩。

今年2月，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国企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化工、电力、通讯、有色、交通等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虽然国企去年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但他们只拿出5%左右上缴“红利”。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英国盈利较好的企业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至80%。但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2007年恢复“红利”征缴以来，国企中上缴比例最高的资源性行业及垄断行业，也仅仅上缴税后利润的10%。

除了上缴比例过低，国企红利“体内循环”的现实也颇受争议。以国有资本红利为主要来源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主要定位于调整国有资本在不同行业与企业之间的配置状况，并不注重公共福利。数据显示，2008、200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553亿元，主要用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重组补助等方面。而这两年，国企红利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只有10亿元。

都说我们有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全球最赚钱的电信公司、全亚洲最大的石化企业，可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发展这么快，还不是因为国家给政策给钱，十多亿人给他们市场。现在国企利润那么丰厚，每年却只给国家交一点点，交完了再拿回去发展自己，落不到公众头上，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

例如中国移动是国内“最赚钱的国企”，2010年实现净利润1196.4亿元，粗略计算，移动去年每天的净利润为3.277亿元。尽管如此，公众希望中国移动取消的通话漫游费一直未能实现。其实，随着技术进步，移动服务成本在迅速下降，但价格却没有随之而降。这归因于中国移动等电信巨头们不时利用其垄断地位和技术手段，阻止电信企业间的竞争，维持其高价格。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居民的电信消费占收入的比重高达7%，远高于电信发达国家的2%。

公众之所以对国企信任度很低，是这些企业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公用企业，其产品与服务和公众密切相关，可是由于垄断性定价，让公众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企与公众利益的冲突，是一种本质冲突，国企借垄断之名攫取廉价资源、牺牲了公众的利益之后，又以市场为名要求自己生产的资源价格提价。可以说，目前全国物价全面上涨（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CPI上涨5.5%，创34个月来的新高），这些国有垄断企业从电网到电力、从石油到政府土地储备中心，都“功不可没”。

如此看来，公众之所以对国企不满，是因为他们在赚取暴利后暴露出来的问题令人咋舌：一些国企动辄上百万购买装饰品，还有一些国企花高价大搞形象工程，一些国企负责人大手大脚，相当多的国企不时冒出贪污腐败案件。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公众对国企不抱怨或不反感都难。因此，国企负责人应当反躬自问，把主要精力用于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上去，尽可能地减少垄断，节约开支，尽可能多的给社会或公众造福，消除公众的疑虑，方能逐渐化解公众的失望和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