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林

针对中国目前以大拆大建拉动GDP增长的现象，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创造了一个新词：“拆毁性建设”。这种马路反复修，房屋不断拆迁等创造的增加值，都要计入建筑业，计入GDP，但实际财富和国民福利并没有增加。十年前有个词叫“建设性破坏”，意思是看起来是破坏，其实是为了建设，和这个“拆毁性建设”属于“双胞胎”构造。

然而，不管是“建设性破坏”也好，还是“拆毁性建设”也好，在当下的中国已十分普遍，大拆大建似乎成了许多地方政府工作的主旋律。在一些政府官员看来，搞建设就能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大拆大建”正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也是他们乐于去做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显示出自己发展当地经济的能力。而至于老百姓怎么看、怎么生活，这根本就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

出现这种情况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式“官大于法”的根深蒂固；二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大于“民生工程”的虚荣心态；三是城市管理者和经营者们经不住形形色色的利益驱使。这就导致许多地方一届政府一个想法，换届就要换规划。所以有人戏称：“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橡皮擦擦，最后全靠领导一句话。”

为了给大拆大建找“好听、动人”的理由，一些政府官员越来越学会了包装，造概念，什么“标志城”、“月光城”、CBD、CLD，反正，拆一次就能让GDP增长一点，再建一次又可创造更多GDP。为了快出GDP，快出政绩，就要搞建设，当有些东西、比如房屋已经建设好了怎么办，那就拆掉重复建设。相对于平地起高楼创造一次GDP，拆掉再建则创造了两次GDP，一次是破坏带来的GDP，一次是建设带来的GDP。

大拆推动大建，大建促进大拆，互为作用力，加上大拆大建给城市带来了明亮宽敞和GDP增长，于是大拆大建便没完没了。其实，建筑本身是有生命的。有一例为证，罗马市中心有一家共和国宾馆，甚至连星级都够不上，三层小楼，建成二三百年了，为什么没有被拆掉呢，因为这个小小的宾馆，是近代罗马的见证。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使用了世界上40%的水泥、钢筋，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至30年。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建筑寿命远远超过中国，例如英国的建筑寿命达到了132年，美国建筑寿命也达到了74年。

这引起一位大学教授的感慨：“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却少有50年的建筑。”这样的例证可以信手拈来。2010年2月，江西南昌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当年3月，落成不满10年、耗资3000多万元的海南海口“千年塔”沦为了“短命塔”；当年7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建成刚20年的凯莱大酒店停业拆除，而一年多前，该酒店还投资了上千万元进行重新装饰和布置。

更令人痛心的是，有的建筑“出生即死亡”。例如安徽合肥维也纳花园小区1号楼，在正常建设了16层而尚未完工时被整体爆破。按市政府的说法，该小区影响了合肥城市景观中轴线的山景。这个16层的庞然大物“死亡”时，不足一岁，还是“婴儿”，就被炸掉。人们不禁要问，当初这里是怎样规划的？

但如此多的“拆毁性建设”最终破坏的是生态环境、是民心、是可持续发展能力。“拆毁性建设”最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是政府官员们的政绩观在作怪，因为GDP增长总量的高低被列入了领导干部的年终考核。对于他们来说，除了增长，就是增长，不管你如何增长。

“拆毁性建设”实际上是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们乱作为的结果。众所周知，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官僚主义，所以，如果不想出现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的乱象，不想出现短命建筑乱象，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最重要。这里，我们似乎只能寄希望于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们，以后在大拆大建“拍脑袋”时，多做一点功课，少一些失误，多一些长期的规划，少浪费一点纳税人的钱，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