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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毁性建设”是官员们乱作为的结果

邱 林

针对中国目前以大拆大建拉动GDP增长的现象,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创造了一个新词:“拆毁性建设”。这种马路反复修,房屋不断拆迁等创造的增加值,都要计入建筑业,计入GDP,但实际财富和国民福利并没有增加。十年前有个词叫“建设性破坏”,意思是看起来是破坏,其实是为了建设,和这个“拆毁性建设”属于“双胞胎”构造。

然而,不管是“建设性破坏”也好,还是“拆毁性建设”也好,在当下的中国已十分普遍,大拆大建似乎成了许多地方政府工作的主旋律。在一些政府官员看来,搞建设就能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大拆大建”正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也是他们乐于去做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显示出自己发展当地经济的能力。而至于老百姓怎么看、怎么生活,这根本就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

出现这种情况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式“官大于法”的根深蒂固;二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大于“民生工程”的虚荣心态;三是城市管理者和经营者们经不住形形色色的利益驱使。这就导致许多地方一届政府一个想法,换届就要换规划。所以有人戏称:“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橡皮擦擦,最后全靠领导一句话。”

为了给大拆大建找“好听、动人”的理由,一些政府官员越来越学会了包装,造概念,什么“标志城”、“月光城”、CBD、CLD,反正,拆一次就能让GDP增长一点,再建一次又可创造更多GDP。为了快出GDP,快出政绩,就要搞建设,当有些东西、比如房屋已经建设好了怎么办,那就拆掉重复建设。相对于平地起高楼创造一次GDP,拆掉再建则创造了两次GDP,一次是破坏带来的GDP,一次是建设带来的GDP。

大拆推动大建,大建促进大拆,互为作用力,加上大拆大建给城市带来了明亮宽敞和GDP增长,于是大拆大建便没完没了。其实,建筑本身是有生命的。有一例为证,罗马市中心有一家共和国宾馆,甚至连星级都够不上,三层小楼,建成二三百年了,为什么没有被拆掉呢,因为这个小小的宾馆,是近代罗马的见证。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使用了世界上40%的水泥、钢筋,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至30年。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建筑寿命远远超过中国,例如英国的建筑寿命达到了132年,美国建筑寿命也达到了74年。

这引起一位大学教授的感慨:“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却少有50年的建筑。”这样的例证可以信手拈来。2010年2月,江西南昌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当年3月,落成不满10年、耗资3000多万元的海南海口“千年塔”沦为了“短命塔”;当年7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建成刚20年的凯莱大酒店停业拆除,而一年多前,该酒店还投资了上千万元进行重新装饰和布置。

更令人痛心的是,有的建筑“出生即死亡”。例如安徽合肥维也纳花园小区1号楼,在正常建设了16层而尚未完工时被整体爆破。按市政府的说法,该小区影响了合肥城市景观中轴线的山景。这个16层的庞然大物“死亡”时,不足一岁,还是“婴儿”,就被炸掉。人们不禁要问,当初这里是怎样规划的?

但如此多的“拆毁性建设”最终破坏的是生态环境、是民心、是可持续发展能力。“拆毁性建设”最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是政府官员们的政绩观在作怪,因为GDP增长总量的高低被列入了领导干部的年终考核。对于他们来说,除了增长,就是增长,不管你如何增长。

“拆毁性建设”实际上是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们乱作为的结果。众所周知,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官僚主义,所以,如果不想出现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的乱象,不想出现短命建筑乱象,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最重要。这里,我们似乎只能寄希望于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们,以后在大拆大建“拍脑袋”时,多做一点功课,少一些失误,多一些长期的规划,少浪费一点纳税人的钱,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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