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林

上月，国内一家著名网站的调查显示，中国70%的民众觉得幸福。但这个数字随即遭遇不少的质疑，认为缺乏依据。对民众来说，幸福是个很主观的概念，来自他们的心理体验，是他们对生活满意度的切身感受。所以，民众才是“幸福指数”高低的最终裁判。而根据现状来看，“70%的民众觉得幸福”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众所周知，构成幸福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物质、精神、情感。这三个方面依时代、环境不同都有个最低标准，比如恩格尔系数、最低工资规定等等。对于“幸福指数”，民众应该有发言权、选择权、决定权，以及问责权，从这个角度说，这些权利可以保障“幸福指数”的目标不至于偏离我们的现实需求。

人们注意到，今年以来，“幸福”成为坊间的流行语，“幸福指数”也正在步GDP后尘，被一些地方政府当作宣传政绩和领导能力的一项新指标。重庆、广西、河北、黑龙江等省市提出了高歌猛进的“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目标，均表示力争到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作为经济发展的先行者之一，广东省也将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建设“幸福广东”。

然而，不少地方尽管将“幸福□□”作为工作内容，却仍将GDP增长作为政绩考核内容。他们虽然将“GDP翻番”作为“十二五”期的发展目标，但一般不提居民收入翻番或增长多少。因此，不少人质疑，GDP翻一番，房价翻一番……为什么不提出工资翻一番？说白了，民富才是真正的富，民不富，“GDP翻番”有何用。

许多民众期盼，希望通过发展，来解决经济、社会、民生的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群体有不少。比如农民工，一年辛苦到头，挣的钱却很少，社会收入极度的不平衡。从社会整体看，收入方面出现较大的不平衡、不均衡。企业高管拿得很多，普通员工很少，以致于很多青年80后90后买不起房，整天租房子，结不起婚。

美国学者格雷戈·伊斯特布鲁克在《幸福为什么越来越少》一书中，有一个比较：用铅笔和方格纸绘制一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民众生活变化的曲线图，你会发现，几乎每一项体现社会福利的客观指数，如人均收入、人均寿命、住房面积、汽车人均拥有量、每年旅行次数、智商分数等都在提高。

不过，体现人们内心感受的幸福指数，近50年来几乎没有增长，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越来越好，人们却没有觉得更幸福。这一现象与目前的中国颇为相似：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切似乎都在越来越好。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内心的幸福与安宁仿佛成了奢求。

2010年，中国在GDP增长达10.3%的情况下，在民生方面，仍有许多群众会在医院门前感到囊中羞涩；农民工子女仍然觉得城市学校的门槛那么遥远；在收入分配方面，城镇、农村居民收入上半年虽然分别增长7.5%与9.5%，但许多城市的物价，特别是房价的涨幅就远远超过这些数字。

中国人缺乏幸福感的原因还不仅如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为什么感觉幸福，因为他们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也不存在严重的攀比心理。而现在的中国，人与人之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畸形的幸福观和畸形的成功标准，使得即使是所谓的“中产阶层”，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多重的压力，很难让人感受到真正的幸福。

作为政府以及决策者，不应对国人缺乏幸福感再淡漠了，而应摆脱“以GDP论英雄”的局面。什么是符合民意的经济指标考核模式？答案是，要以人均消费、人均存款、人均收入、人均支出、百人汽车拥有量、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保险覆盖率、幸福指数等指标作为考核目标。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并不奢望看见自己成为“最幸福国度”的国民。那些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要比任何“幸福指数”更靠谱。而对于政府而言，与其把心思花在调弄那些考核GDP的游标和螺丝上，不如实实在在地让老百姓收入稳定、福利健全，让毕业生不愁工作，让普通家庭不愁房价。这样的政绩比起完成GDP多少更为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