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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憎恨中国的崛起为那般?

邱 林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7日发布其就“中国崛起”问题在全球27个国家进行的民调结果。调查显示,50%的受访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持正面看法,33%持负面看法。如果分别来看,和2005年该机构首次进行的类似民调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受访者对中国的印象在变坏,在七国集团(G7)国家中,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是件坏事”的比例有所增加。

为什么西方一些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变坏,甚至憎恨中国的崛起?有分析认为,2005年,西方正经历“大萧条”,将中国视为“救星”,现在中国“引领”着世界经济的复苏,西方却仍遭受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之苦。对此,颇具影响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中国的崛起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和西方国家蔓延的停滞、麻痹感相碰撞,令西方人产生了心理上的不安。

进一步推断,之所以出这样的事情,首先是西方一些人的反华情结,其次是中国的大国地位上升,而他们正在衰落。坦率地说,西方政客和媒体是在迎合大众,迎合这些国家的公众之中存在着的反华意识。以前他们居高临下地鄙夷中国人,现在中国的国力上升了,他们就在鄙夷之外又加上了嫉妒和恐惧。

西方人看待中国的视角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几十年来,西方对中国似乎总是在“非敌即友,非友即敌”之间摇摆,很少跳出“简单化”的怪圈。在他们眼里,19世纪末的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中国则处在“病痛时代”。二战后,在西方人的语境下,中国成了欲掀起全球革命的“红色中国”,中国人口的膨胀将置世界于大灾难之中;上世纪90年代,“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终究是一叶蔽目,难见全局。

实际上,中国与西方差异性无处不在,远非只言片语可以概括。按照国际惯例,发展快的国家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引起新的不平衡。再者,中国的世界观、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和西方国家不一样。这种差异会在中国和别国之间造成一种距离。别国不理解,信任也会少一些。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观察。一是国家层面。中国与西方的制度、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必然夹杂各种声音。政府决策不仅取决于领导人,还受诸多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使中国与西方关系更加复杂。二是民众层面。中国与西方国家社会日趋多元化,不同民众对于对方的认识必然也不断呈现多元之势,西方许多人对中国的认知,仅局限于西方媒体的宣传,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宣传大多数都是负面的。

应该承认,中国与西方的制度、文化的确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既然中国是个大国,西方就应该承认中国的崛起而不是憎恨。既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就应该有一点发达国家的心态和容量。当年日本、德国崛起的时候,经济、科技实力比今天的中国大得多,可是没见到其他西方国家不能忍受,美国还搞了马歇尔计划帮助他们崛起。

不过,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政治独立和发展迅速的国家,不愿听从西方的摆布。不管西方对中国如何失望,其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意味着西方也许只能退而求其次,与中国保持一种对立的共生关系。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关系可能日趋充满怨恨。然而,一个现实情况是,西方最有可能选择试图抵制、遏制中国,那将使世界重新陷到冷战泥潭。

在西方阵营里,同往昔的一枝独秀的大国一样,美国在相对衰落时期处于一个“后帝国时间差”,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高度敏感。英国在20世纪上半叶最敏感的国家,恰恰也是那个明显取代英国地位的美国。但是英国抓住二次大战的契机同美国积极交流,并在凯恩斯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的实质性谈判,终于形成了对双方都有利的新国际秩序。只不过,让英国人始料不及的是,美国取代自己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最强大的国家。

当然,现在并不是凯恩斯时代,中国也不是当年的英国。因此,BBC最新公布的所谓西方人对中国好感度降低,甚至部分人憎恨中国的崛起的调查结果说明不了什么,中国人更不必在意。换个角度看,如果我们要让西方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上升,让他们不憎中国崛起,那么,中国就必须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作出妥协或让步,让西方人高兴,让他们给中国打高分。但中国能这样做吗?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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